中国近代史上，有一个显赫且富有传奇色彩的家族，它以百年不败的富贵高高屹立在中国商界，在最辉煌的时候占据了当时中国“吃”“穿”两大市场的半壁江山。曾评价说：“这个家族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中国在世界上真正可以称为财团的，就只有他们一家。”这就是荣氏家族。

  荣家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以商界人士最为突出，创业先人荣宗敬和荣德生兄弟二人，创办的企业成为中国民族企业的前驱；到第二代掌门人荣毅仁，“红色资本家”、“上海副市长”、“国家副主席”的称号和角色无疑代表着他对中国政府的极大支持；改革开放后，荣家第三代荣智健等“智”字辈的荣家人也在不相同的领域对中国发展做着重大贡献，无不显示荣氏家族的非凡才干。

  是怎样的“家文化”在支撑并影响着荣家的每一代人？让我们从荣氏家族几代人中抽取2个代表性的故事来慢慢品读。

  1902年3月，荣宗敬29岁，荣德生27岁。兄弟二人投资的保兴面粉厂在无锡西门外梁溪河畔开业，17亩地，30个工人，四部法国石磨，三道麦筛，两道粉筛，这是面粉厂的所有家当，他们磨出来的面粉又细又白，每日夜可出面300包。年轻的兄弟俩可能没想到，他们拉开了荣家百年沉浮的大幕。

  荣家祖上就有人做过大官，曾经家世显赫。然而到荣家兄弟这一代，荣家便衰落多时。太平天国起事期间，无锡遭遇战乱，荣氏一门几乎灭绝，其父荣熙泰因为在上海铁铺当学徒才幸免于难。成年后的荣熙泰在外给人当账房先生、当师爷，勉强养家糊口。濒临绝境的荣家因此一改家风，开始生发壮大。

  荣熙泰好学而有才华。他十分倡导实业救国的理念，并对两个儿子的人生观产生重要的影响。“固守稳健、谨慎行事、决不投机”就是他留给儿子的遗训。荣德生回忆，父亲曾常常面授他们兄弟：“一家有余顾一族，一族有余顾一村。”即告兄弟二人，要有社会责任感。

  1896年，荣家兄弟跟父亲一起在上海鸿升码头开一个名叫广生的钱庄。因头脑活络、手脚勤快、经营上的稳妥，两年不到，荣氏兄弟就小有积蓄。过了几年，钱庄生意清淡，荣熙泰因病去世，兄弟俩决定转行。荣德生发现，从外国进口物资中，面粉的量是最大的，进口的面粉色泽好，价格实惠公道，这些用新机器磨制而成的面粉很有竞争实力，销路很好，而国内面粉厂却没有几家。他看出了面粉行业的商机，跟荣宗敬一拍即合。

  保兴面粉厂的进展并不顺利。当地乡绅告荣家兄弟私圈农田，还投诉他们工厂的大烟囱正对着学宫，有碍风水。开明的无锡知县孙襄臣驳斥了地方绅士的无理要求，使面粉厂顺利奠基。但保兴的面粉产出以后，销路不如预期的好，第一个月就积压了上千包。开厂一年多，另外的股东就要求撤资，荣家兄弟只好把名字改成茂新，重新办了注册。

  荣家兄弟咬牙坚持了下来。他们物色营销能人，以打开北方市场。在销售上也很花心思，比如在面粉包里随机放进一块铜元，作为“彩头”，给消费的人带来意外之喜，这种促销花样今天已是商业常见的手段了。1904年，日俄战争在中国境内爆发，面粉需求陡然增加，荣家兄弟的生意好了起来。1905年，荣家兄弟得知英国的制面设备比法国的要好，购进了六部英制钢磨机器，使生产能力翻了一番。当美国研制出了新的面粉机，荣家兄弟又举债采购。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外国资本的产能萎缩，荣家兄弟等民族资本产业趁势发展。从1914年至1922年8年间，荣家的面粉产业发展迅速，其产量占到当时全国面粉总产量的29%。这种高速度不仅在中国绝无仅有，在世界产业史上也非常罕见。到抗战前，荣家的面粉厂已飙升到14家，另外还衍生出了9家纺织厂。

  作家吴晓波先生评论荣家兄弟，说他们是一对十分奇特的组合：兄长荣宗敬长得浓眉方脸，英气逼人，做起事来雷厉风行，手段霹雳；弟弟荣德生则面圆耳长，慈眉善目，行事慎思笃定，稳健保守。两人在衣着上的区别也很明显，老大喜欢穿西装，整日发蜡闪闪，老二终年是青衫长褂，一付乡绅打扮。吴晓波说，兄弟二人截然迥异、颇为互补的个性也充足表现在生意上，甚至成为了荣氏事业得以壮大的最重要的保证。

  荣宗敬的经营哲学是，“只要有人肯借钱，我就敢要，只要有人肯卖厂，我就敢买。”在进口美制面粉机时，需12万两白银，茂新根本拿不出那么多的钱，荣宗敬力主向洋行借款，先付两成，其余两年还清。1905年，就在面粉厂有了起色之后，荣宗敬提出 “吃着两头，再做一局”，开办了一家棉纺厂。从此，荣家靠面粉、纺纱起家，“既管吃，又管穿”，构筑出一个惊人的商业王国。

  荣宗敬的冒进个性使企业经常陷入危机之中。危难之际，荣德生的作用就显现出来。1907年，荣宗敬在上海做金融投机失手，造成数万元的巨额损失。身在无锡的荣德生带着自家田单及房屋单契，赶到上海，以此做保，才把荣宗敬从烂泥中拉了出来。后来20多年中，这类事发生了多次，荣宗敬猛打猛冲，荣德生则在后面救援，多次把兄长和公司从悬崖边拉回。他的稳重自有成效。就这样，荣家事业在激进与保守之间，十分奇妙而迅猛地扩张。

  到1910年，荣家兄弟的工厂产量比初建时大了十倍，在国内首屈一指。1912年，荣宗敬在上海创办第二家面粉厂，起名福新。他在股东会上提出，为了扩大再生产，三年内不提红利，所有的钱全部拿出来“滚雪球”。1913年夏天，他租下陷入困境的中兴面粉厂（两年后全资收买，改名为福新四厂），到了冬天，在中兴厂东面，新建福新二厂。1914年6月，又在福新一厂的旁边吃进土地，建起福新三厂。1916年，荣宗敬远赴汉口，建福新五厂；第二年，租办上海老牌的华资面粉厂华兴，改名为福新六厂。与此同时，荣德生在无锡收购惠元面粉厂，改为茂新二厂，不久又租办了泰隆、宝新两厂。荣家兄弟因此成为无人可敌的“面粉大王”。

  再说纱厂。1905年创办振新纱厂，到1912年时，纱厂每年可得利润20余万元。1915年，荣宗敬开建申新纱厂，购英制纺机36台，第二年投产开工，正赶上欧战期间的需求饥渴，上海的棉纱价格大涨，从每件90余两狂涨到200两，出现了“一件棉纱赚一个元宝”的暴利景象，申新在开工后的三年里，棉纱产量从3584件增加到9811件，棉布产量从2.9万匹增加到12.8万匹，盈利更是惊人，从开办当年的2.06万元增加到22.2万元，三年增长十余倍。1917年，荣宗敬出40万元买下上海一家原本由日本商人经营的纱厂，改名为申新二厂。

  1932年，荣家企业的日产面粉能力达10万包，这一数字约占当时除东北地区之外的全国民族面粉工业总生产能力的1/3；同时拥有52万余枚纱锭和5300多台布机，分别占全国民族资本棉纺织工业设施总数的1/5和1/4以上。被称为中国“面粉大王”、“棉纱大王”。

  在实业有成的同时，荣氏兄弟还致力于家乡教育、公益事业，先后在锡创办了公益小学、竞化女子小学、公益工商中学(后改为公益中学)、大公图书馆，还集资在无锡和常州共建造大小桥梁88座。1929年又在无锡小箕山购地建造锦园。

  2001年，有关部门对荣氏家族所建造的桥进行普查，发现有登记的为102座，仍在使用的为40多座。在办技校、中小学之后，1947年，荣氏家族出资兴办高等教育，设立江南大学，令教育界侧目。荣德生曾经说：“人生必有死，两手空空而去。钱财有何意义，传之子孙，也没有听说可以几代不败的。”

  荣德生曾给无锡梅园题写对联：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就平处坐，向宽处行。荣家兄弟白手起家，最终深刻地扎根进中国社会。

  荣毅仁是荣德生的四子，但性格却像荣宗敬，喜好资本运营。1937年，21岁的荣毅仁从圣约翰大学毕业，被派到茂新面粉二厂担任助理经理，他草拟了一份计划，准备在全国建几十个面粉厂，形成 “面粉托拉斯”。荣德生对他说：“你的疯狂劲头不像我，倒像你大伯。”

  在国民政府统治下经营得身心疲惫的荣德生父子决意留在大陆，开始了与的合作之旅。但三十出头的荣毅仁仍激进，他对的治理能力颇为怀疑：“军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经济打零分。”他的话一时流传甚广。他还说过，“赞成只举一只手，如果两只手就是投降。”但在后来，他表现得心悦诚服，对的各项政策均积极努力配合。荣家是当时国内最大的资本家。1954年，国家对私人企业施行“赎买定息”的政策，国家根据核定的私股股额按期发给私股股东固定的股息。私股在500 万元以上的五个大户中，有四人属于荣氏家族，第一名是荣毅仁的堂兄荣鸿三（他在香港），占975万元，荣毅仁则占第三位，他在8个城市拥有24家纺织、印染、面粉和机械工厂。

  1956年，中国对私营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仅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让所有私企全部收归为国营化。不少资本家白天敲锣打鼓地把自家产业送去“公私合营”，晚上躲在家里抱头痛哭。当然，私营企业家“积极努力配合”了政府决策，其中，北方的代表人物是同仁堂的总经理乐松生，南方的领头者则是荣毅仁，一时人称“北乐南荣”。他的内心应该也起过波澜，在的回忆中，周恩来谈到荣毅仁时曾说过：“他是全国第一号资本家，他在这一个地区讲，他那个阶级应该消灭，可是，另外碰到一个又跟他说：你祖宗三代辛辛苦苦地搞的这点工厂，在你手里送出去实在可惜呀！他也眼泪直流这是很自然的。”

  1956 年1月10日，南下视察，他对时年40岁的荣毅仁说：“你是大资本家，要带头。现在工人阶级当家作主了，老板换了。”随后他问：“公私合营后生产怎么样？”荣回答说：“比以前要好。”送给荣毅仁的话是：“顺应时代发展，把握自己命运。”在视察后，荣毅仁当即代表上海工商界集体给写信，表示要在6天内实现上海全行业公私合营。在回答新华社记者问时，荣毅仁说：“我的企业已经实行公私合营，还准备实行定息的办法，这样每年利润更有了保证。我已经在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表示了决心，我一定把所得的利润以投资企业和购买公债的方式，用来支援国家的建设。我个人愿意在任何工作岗位上来尽我的责任，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主义有贡献的人。”

  一年后的1957年1月，在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二届一次会议上，荣毅仁当选副市长，这是荣氏家族自创业经商以来，第一位子弟担任政府公职。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毅以老市长身份，亲自南下为荣毅仁助选，陈毅对代表们说：“我匆匆赶回来，因为给了我一个特殊任务，要我和上海的朋友商量一下，请投荣毅仁一票，把他选上副市长。”“因为他既爱国又有本领，应当选为国家领导人。”

  就在那一段时间，荣毅仁的“红色资本家首户”称号由此得来。期间，亲自出面保他，才算没有受到公开批判。两年后，侥幸过关的荣毅仁被调离上海，赴京出任纺织部副部长。到1966年，爆发，荣毅仁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被彻底打倒。他经常遭批斗，食指被打断。其独子荣智健被下放到极其偏远的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改造，每天和民工一起抬石头，挖土方，搬机器设备。

  1979年1月，在人民大会堂与荣毅仁、猪鬃大王古耕虞、钢铁大王胡子昂、新民机器厂创始人胡厥文等工商界五老座谈。他阐述了改革开放的方针，并就如何发挥工商业者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征询他们的意见。据说，“五老”中有几位要求摘除资产阶级的“帽子”，惟独荣毅仁提出了吸引外资兴办实业的建议。“从国外吸引资金，引进先进的技术，似有必要设立国际投资信托公司，集中统一吸收国外投资，依照国家计划，投资人意愿，投入国家建设。”荣毅仁得到了的欣赏，这就是中国国际投资信托公司的由来，简称中信CITIC。

  荣毅仁抓住了历史机遇。他以大上海资本家的经营谋略和中国政府的强大背景，将中信发挥到所向无敌的地步。企业成立第一年，荣毅仁就接待了来自40个国家和地区的客人达4000多人次，国内前来洽谈业务的也有3000多人次。荣毅仁不遗余力网罗人才，聘请到为中美建交立下汗马功劳的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为顾问，成为脍灸人口的美谈。

  中信公司成立数年间先后在日本、德国、新加坡等国家和中国香港等地发行了多次不同币种的债券。仅1984年一年就在海外成功地发行四次债券，共发行300亿日元、3亿港币和1.5亿西德马克的公募债券以及1亿美元债券，为中国工业化争取到了宝贵的资金援助。

  1980年代后期，中信发动了收购香港之战。1987年1月16日，香港中信决定收购国泰航空12.5%的股权。其后，又收购港龙航空38.3%的股权，取得香港电信公司20%的股权。香港媒体一片惊呼：中国赤色资本家荣毅仁“收购香港”。实际上，当时投资于香港的中国资本系统企业已超过1千家，其投资总额超过250亿美元，遥遥领先日本120亿美元加上美国70亿美元的投资总和，而其中2/3以上是以中信为首的华润集团、光大实业、中国银行、招商局等大陆系统资本占有的。

  1986年，美国著名大型经济杂志《幸福》公布了其组织专家评选出来的世界50名知名企业家的名单，荣毅仁赫然榜上有名，他成为新中国成立近40年来，国内企业家跻身世界知名企业家行列的第一人。

  1993年，第八届全国人大选举荣毅仁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副主席，这位76岁的红色资本家又重新扮演起政治家的角色。荣家百年，至此荣华富贵，达于极致。2005年，荣毅仁辞世，新华社发的通电中称他是，“中国现代民族工商业者的杰出代表，卓越的国家领导人，伟大的爱国主义、战士。”

  到了荣家第三代“智”字辈时，人数众多，大都事业有成，在海外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成为了继承荣家衣钵、延续荣家商业辉煌的中坚力量。荣氏家族现在已经有第五代了，除少数仍继续留在大陆，大都旅居海外，主要分布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巴西、德国和港澳等地。

  综观荣家几代人，有人说，荣氏家族是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在近代中国最鲜活的样本——节俭勤勉，有着对财富的敏锐嗅觉与执着渴求，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百折不回的韧性与勇气。我们传统说，君子之泽，三世而斩。观乎荣家，恍如高手的一盘围棋，开局虽然艰难，但是审慎的落子、大胆的博弈赢得的是越来越厚实的腹地。